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阚凯力我的任务是寻找真理

2020-02-15 15:27:08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阚凯力:我的任务是寻找真理

对话语录:

大家都说“老阚没什么别的,就是把电信桌子底下的事翻到桌面儿上了”。

我在美国混得不错,凭着我斯坦福的博士学位,做个教授问题不大,但是除了混碗饭吃还能怎么样?

20年前,不要说垄断,装个都很困难,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,所以要肯定成绩。

只要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。曾国藩曾经说:小胜在智,大胜在德。

阚凯力(国际航空报 沈铁 摄影)

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呼吁

本报:几年前,你反对单向收费,现在,各种单向收费的套餐都推出了,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,似乎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消费陷阱,你怎么看?

阚凯力:我反对单向收费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,现在我还是反对单向收费,因为单向收费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,会损害消费者利益。但是由于媒体的炒作,把现在的作法说成了单向收费。现在的做法实际是在双向收费框架下的接听免费套餐,并不是单向收费。当然,目前的做法总体来说还是比以前便宜,所以媒体把它叫作单向收费,我也就不去争论了。但是,仍然有一些消费者还不满意,这也是必然的,这需要一个过程。现在电信资费的调整力度比几年前强多了,实惠还是有的,但也还有下降的余地,事物总得有个发展过程。

本报:目前公众一直在呼吁取消月租费,但没有实质进展,你也曾经说过,漫游费成本几乎为0,你认为为什么公众的呼吁不被采纳?

阚凯力:你让企业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,它们是要赚钱的,所以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的呼吁,只有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去逼迫它,或者通过监管的强制手段。另外,对于月租费也必须区分和座机,它们从本质上是不同的。这就像出租车与包月车的区别。出租车是按公里计费,你坐多远的车,交多少钱,你不坐的时候出租车会去拉别人。这就相当于的络,的络容量是你不用我用,我不用他用,它的络资源是所有用户共享的,所以你用多少交多少费用。但包月车就是用户专用的,你不坐别人也不能用,所以你不能说里程少我就不给钱。座机与包月车是一样的,它的线路从局到你家里或单位,除了你别人用不了,交换机里面的号码对应一定的设备,也是你专用的。所以,市话与移动成本根本不同,座机是独占资源,是共享资源。所以我反对座机免月租费,但座机无论你是否打,成本都是一样的,所以座机不应该再收通话费。另一方面,应该只收通话费,月租费收得没有道理,目前通过套餐的方式在取消过程中。另外,漫游费确实应该免,成本接近于零,年底信息产业部会出新政策。

本报:国际IP已经开始涨价,引起公众的议论,是什么原因?

阚凯力:长途都是主叫方付费,主要成本之一是外国公司的结算价,就是要付给外国公司的钱。这与国内电信的技术、络等都没有关系,不是国内电信的问题。过去的非洲、南美洲、越南、柬埔寨本来跟我们交往比较少,电信运营商在这方面实际上是亏损的,但因为量少,他们也没有计较。但现在咱们国家跟这些国家交往越来越多,所以就得考虑涨价。

电信重组与伊索寓言

本报:有消息说,国资委今年第四季度重新启动电信重组计划。依你的观察,此次重组的目的是什么?会达到什么效果?

阚凯力:现在各种方案五花八门,无非就是把运营商摆来摆去。这就像伊索寓言里讲的,有家禽、家畜,猪、牛、马、鸡、鸭等,组建了个乐队,吹出的音乐不堪入耳。后来大家坐下来研究原因和解决办法,结果是调换座次搞“重组”,最后吹出的音乐更加不堪入耳。现在电信最根本的矛盾是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不合理,运营商无论怎么重组都不解决根本问题。原来的电信产业结构是纵向整合,谁铺线架杆、有物理,谁就可以搞应用。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之内,电信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,物理的容量随着光通信普及,状况根本改变了。尤其是光缆一铺下去,容量太大了,任何一个运营商都用不了。所以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,实行络与业务的分离。物理应该是独立的,谁要用都可以用,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,也避免重复建设、节约投资。现在光缆很便宜,电信传输的成本已经逼近于零。业分离后,它的容量和带宽就能发挥作用。现在这种格局,它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,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。

目前的电信重组不涉及产业结构,重新分堆,也就是说都是土豆,无非就是一堆还是几堆的问题,还是烂土豆,怎么折腾,都不会有好结果。

本报:如你所说,目前这种落后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,你认为中国电信业会不会因此丧失很多机会?

阚凯力:任何事物都有发展过程,大江东去,长江也不是笔直的,不破不立,破坏旧的自然就会损耗掉一些人的利益,必然有曲折有斗争,这是必然的。最本质的要靠竞争。目前是竞争不充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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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破垄断有时间表吗

本报:在你看来,这都是由于垄断造成的,那么打破垄断有没有时间表?

阚凯力:应该说现在是在打破的过程中吧,至少现在比2000年前强多了,这就是进步。所以我觉得看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,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,要往前看,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;当我们悲观失望的时候,我们要往后看,成绩巨大。全世界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,电信业也包括在内。20年前,不要说垄断,装个都很困难,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,所以要肯定成绩。中国的电信业具有全世界电信业的通病,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垄断,甚至都是垄断经营。最近20年全世界都在进行改革,这是中国电信行业和全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。

另一方面,咱们国家还有自己的特殊性。以前是计划经济,现在向市场经济过度,这又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性。比如电信企业都是国有企业,上面有国资委,国资委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,国资委成立就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?你怎么能够成立一个很重要的部门,专门让垄断公司多赚钱,那不是让他们攫取更多的垄断暴利吗?这就是中国特色。如果西方国家的垄断寡头串谋操纵市场,一旦发现,会严格处分的,至少是巨额的罚款。前年法国有3家移动运营商,抬高资费,被罚了几十亿欧元。但中国呢,运营商搞价格战,国资委都不高兴,说这是恶性的,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。价格战制止不住怎么办?2004年年底,几个一把手轮换。但是西方垄断寡头的高层在一起打高尔夫或者喝杯咖啡,如果被媒体看到,至少都会遭到警告,抓到证据就会给予巨额罚款,甚至送进监狱。咱们国家国资委却经常召集大家开会,不去不行呢,这就是中国特色。

所以中国电信行业既有全世界的共性,也有自己的个性。有个过程,还得继续往前推进。

本报:你的很多言论是否对国内电信业存在的问题有一定推动作用?

阚凯力:长江中的每一滴水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。我是当教授的,是专门研究这个的,发表文章或者说法多一些,也是应该的。要不国家养我干什么?

本报:当初,你反对小灵通的产生,认为那是一种退步。现在,小灵通也在逐渐淡出,是不是你的预言应验了?

阚凯力:可以这么说。当时我说这话好像是2003年夏天,是小灵通发展最快的时候,我说小灵通最多有3到5年的时间,不可能持续发展。其实对小灵通的预言都不是我最早说的,信息产业部内部研究过多次。电信业内没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说小灵通好,但就像皇帝的新衣,只是没人说而已。小灵通从技术上讲,结论很明确,小灵通技术先天的特性就是个鸡窝,搭不大,也就是一个无绳的变种,本质上不适应提供大规模公众业务。但中国电信把中国移动分出去以后,只剩下固了,收入低,成长性也不好。它为了抓一个增长点

,就利用市话搞起了小灵通。用户少的时候还能用,用户多了通话效果就不好。小灵通现象在中国独一无二,也就是中国电信和通搞,其他的都不行。吴鹰的UT斯达康就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,但后来随着小灵通的没落,他也遭遇到困难。

别人叫我阚大炮

本报:很多时候,你提出的观点都会引起争论,是否统计过,被采纳的概率有多大?

阚凯力:首先,我的很多观点也不一定是我最早发明的,采纳没采纳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。2000年左右,一个信产部的高级领导跟我个别交换意见,他说的话我非常认同。他说“电信行业已经经过了10年的超高速发展,到了今天,电信行业下一步怎么发展,我们还真不知道,因为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电信行业无论是技术还是体制、政策一直都在经历剧烈的变化。所以,确实需要你们这些专家、学者、教授寻找真理,指出今后往哪儿发展,怎么发展。我是官员,一边是您这样的人找到的真理,一边是中国的现实情况,我的任务就是在中间找到0.618的黄金分割点。”我认为他的定位非常准确,我的任务是寻找真理,找到中国电信的方向;另一方面,我也得理解有一个过程,一步一步发展,象讲的摸着石头过河。所以,从这个角度来讲,我没有失望,反而信心百倍。

别人叫我阚大炮,谁都敢骂,像电信2001年南北拆分,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上,发表很尖锐的看法,我当时对这个方案说了3句话,说它是“百害无一益”,“横拆还不如不拆”,第三句话叫“庸医杀人”。这话够狠的,部里的朋友劝我不要这样,凭着这句话,如果倒退十年,我就有好果子吃了,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,中央电视台涉及电信方面的问题照样请我做嘉宾。也可能我心直口快,没遮拦,帮助他们提高收视率吧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咱们国家目前的大环境,能让我们畅所欲言,在这种情况下,作为学者教授,敢于建言献策就是天职。

本报:很多人认为现在不少学者在为利益集团代言,因此一团和气,你的直言难免得罪很多人,有时会担心这个问题吗?

阚凯力:肯定还是要得罪一部分人,但得罪的还是少数。其实,我朋友特别多。我以前研究政策,跟高层领导接触比较多,都是老同事,他们都知道我说的是真话。大家都说“老阚没什么别的,就是把电信桌子底下的事翻到桌面儿上了”。他们知道我说的是真话,也知道我说的是对的,但他们必须为企业牟利,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,是体制的问题,身不由己、“在其位谋其政”嘛。其实,也有很多人想说,但他们不方便或不敢说,他们就说你去说,我给你鼓掌。

本报:有人说你是电信行业的易宪容,比较敢言。你怎么看?

阚凯力:易宪容我不熟悉,所以不好说。我其实就是讲真话,认为什么对就说什么。最后实践检验真理,如果错了就改。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这也是应该的。如果都是一言堂,那不就万马齐喑了?现在我们国家环境宽松了很多,如果学者、教授再不讲真话,就没人讲真话了。企业家必然要考虑企业的利益,你让企业家都讲真话不可能,这个要求就不对。官员还有很多制约条件,也不能百分之百讲真话。

最得意的事:写信促成卫星公司成立

本报:你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,对中美两个国家的差异有何感受?

阚凯力:应该说,我在美国混得不错,凭着我斯坦福的博士学位,做个教授问题不大,但是除了混碗饭吃还能怎么样?美国谁给我上电视?我是中国人,美国发展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?就像你住五星级宾馆,那里再好也不是家。所以,还是在中国好。

本报:回顾一下过去,你觉得自己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,最困难的阶段是在什么时候?

阚凯力:得意的事情很多,比如80年代成立卫星公司,我给总理写信把卫星公司成立起来。后来,1988、1989年,中科院要做一个关于电信合理结构的项目,主报告是我写的,叫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》,其中提了八个问题,九条建议,那是我很得意的。相当于咱们国家第一份电信体制改革方案,比后来的发展提前了十年。到90年代后期,一个个都实现了。还有其他的,不过我回顾过去,很少用“最”字,还是不断往前走吧。

文革的时候,比较困难,不过那时候大家都难。在张家口工作的时候,我就想好好干活,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努力有所成绩,即使是挖防空洞也要用心挖。那时候,什么都干过,也搞了一些发明,没有虚度。我父母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,我这种家庭出身,对中国底层社会了解得比较少。在那种地方,已经是社会底层了,我和工人们相处得很好,对他们关心的问题,喜怒哀乐,内心世界都有所了解,同喜同忧,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收获。以前的生活有点像在象牙塔,很多事情都不了解。

我是最大的乐天派

本报:现在做的事业是你理想中的事业吗,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期待?

阚凯力:是。我会继续推进中国电信体制改革接着往前走,这就是我们的。今年1月份我到日内瓦参加国际电联的研讨会,大家普遍认为运营商的寿命还有十年。目前产业结构,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矛盾,随着络、IP、无线城市的推广,运营商就会逐渐消亡,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了。

本报:所谓中国运营商10年后消失,你觉得能实现吗?

阚凯力:我相信是真的,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。100年前,在欧洲马车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,现在马车业已经消失了,但交通发达了。

本报:作为一个学者,你如何评价这个圈里的同行?

阚凯力:我不评价,让历史去评价吧,只要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。曾国藩曾经说:小胜在智,大胜在德。在学校里教书是手段,育人是目的。做学问之前要先做人,这是关键的,这就能推动社会的发展。很多年过去,我们再回味,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。

本报:借用一个书名《这一代人的爱和怕》问,你觉得自己或这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?

阚凯力:理想就是国家发展,社会发展,按照党中央的话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,信息社会早日实现,这是又一个历史阶段。

我没什么恐惧的。我自己不想升官不想发财,就不怕什么,身体也还不错。很多朋友都说我是最大的乐天派。我想,今后的道路虽然不可能笔直,但不可能回头了,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必然的。中国是大国,国际局势也不可能左右中国。中国对内方向既定,对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奈何得了中国,所以没有什么忧虑的。只要别来一个小行星撞地球就行,不过那个概率极小。21世纪是中国的,所以我没什么可忧虑的。

(国际航空报“空中财经名人访”合作机构: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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